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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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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8-03 05:41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是一位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在她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她写就了多篇小说和论文、一本旅行书简、一本法国大*史、一本行为手册以及一本童书。《女权辩护》（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并还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对普通大众——特别是女权主义者而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生要比她的作品更吸引人们的注意，这主要是由于她另类的生活方式。在与无*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威廉·戈德温结婚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曾与两个男人有过两段不幸的爱情：其一是画家亨利希·菲斯利，其二是商人吉尔伯特·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与戈德温有一个女儿，即是《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38岁时，沃斯通克拉夫特死于产后并发症，并遗留下了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后，戈德温出版了《女权辩护作者传》（1798年），其中透露了她另类的生活方式。本为纪念妻子的戈德温，却在无意之间将她的名誉破坏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但是，随着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性别平等的提倡以及对传统女性特质的批评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女权主义哲学家的鼻祖之一，而女权主义者们也经常会提到她的生活与作品。
1759年4月27日，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斯毕塔菲尔德。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的时候，其家庭的收入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可是，她的父亲却将家产耗费在了投机生意上，从而导致整个家庭逐渐地陷入了财政困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少女时代是随着家庭的颠沛流离度过的。最后，他们的财政状况已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以致于她的父亲甚至动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成年后会继承的遗产。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亲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在酒醉后便会对其妻子拳脚相加。在这种环境下，年少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了保护她的母亲，经常在其母亲的卧室门外向父亲撒谎。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还对妹妹们承担起了母亲的责任，并在她的一生中都精心照顾着两个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与伊利莎（Eliza）。譬如，在1784年，她劝服了其可能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的妹妹伊利莎，让她离开其丈夫与幼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还为伊利莎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计划——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她敢于挑战社会准则的勇气。但是，这件事也让伊利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遭到社会的谴责外，不能再婚的她只能选择孤苦伶仃地度尽其一生。
两段友情塑造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贝弗利与简·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们俩经常在一起读书，并一同倾听阿登的父亲——一位自封的哲学家及科学家——发表的演说。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爱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围，并珍视她与阿登的友谊，有时甚至还带有情感上的希望拥有。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给阿登写的信中，她写道：“我已经形成了对友情的浪漫观念……我对自己对爱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一点奇怪；我要么就必须拥有第一位，要么就不要。”这种在写给Arden的一些信里已展现出的易变而忧郁的情绪，后来伴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二段友情，是同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的友情——这段友谊对她而言更为重要。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顿的克莱尔夫妇（Clares）的女儿，也正是这对夫妇把她介绍给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视布拉德为是打开她心扉的人。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78年便开始独自生活，并找到了一份伴护的工作——陪伴一位居住在巴斯的寡妇萨拉·道森（Sarah Dawson）。但是，与这位脾气暴躁的女人相处并不容易（她曾在其《女教论》（1787年）中提到该事）。1780年，她回到了家中，以照顾自己重病的母亲。在她的母亲过世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并没有回到道森夫人身边，而是搬到了布拉德的家中。在与布拉德一家共同生活的两年中，她把布拉德视为自己的偶像——尽管布拉德要比沃斯通克拉夫特更为注重传统的女性价值。在其一生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没有中断对布拉德与她的家人的援助：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她曾多次向布拉德的兄弟提供金钱上的帮助。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与布拉德一同幻想过自己的理想小天地：她们曾计划租下几间屋子，并在精神与金钱上相互支持着生活，但她们的梦想却由于其经济现状而破灭。为了维持生活，沃斯通克拉夫特姐妹与布拉德在一处非国教徒居民区纽因顿格林开设了一间学校。不久后，布拉德便与休·斯基斯（Hugh Skeys）订婚并结婚。但由于她不稳定的健康状况，结婚不久后，布拉德便被她的丈夫带去欧洲*疗养。在怀孕后,布拉德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得不在1785年放弃了学校，并来到她的身边照料她，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另外，被放弃的学校也在不久后倒闭。布拉德的死，除了对沃斯通克拉夫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外，还为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一篇小说》（1788年）提供了部分的灵感。 在布拉德死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们为她谋取到了一份给英裔爱尔兰人金斯伯勒家（Kingsborough）的女儿们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尽管与金斯伯勒夫人相处得并不是十分愉快，但孩子们却喜欢她并受到了她的影响；一名学生玛格丽特·金（Margaret King）在后来曾说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让她的头脑不再受迷信支配”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这一年里的一些经历，在后来被写入了她的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1788年）中。
无论是高贵还是贫贱的女性，其职业选择的范围都被压缩得十分狭小——在《女教论》的一章“女性的不幸境遇，上流社会的教育，以及失之交臂的命运”（Unfortunate Situation of Females, Fashionably Ecated, and Left Without a Fortune）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生动地描述出了这一人为设置的障碍——对她而言，在辞去担任了一年的家庭教师工作后，她决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而实际上，成为一名作家的选择是十分大胆的，因为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哪位女性能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在1787年写给她妹妹埃弗里娜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谈到自己想要成为“新女性之先”。不久以后，她搬到了伦敦，并接受了一位思想开明的书商约瑟夫·约翰逊的帮助，在一处地方定居下来，并依靠写作自给自足。她学会了法语和德语，并翻译了一些著作，其中较为知名的是雅克·内克尔的《宗教观点的重要性》（Of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Opinions）与克里斯蒂安·扎尔茨曼的《道德素质》（Elements of Morality, for the Use of Children）。她还曾为约翰逊的杂志《分析评论》写作过一些评论与小说。在这段时期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不仅源于她为撰写评论而进行的大量阅读，还应归功于她结识的众多朋友：她在Johnson的名流宴会上认识到了许多知识渊博的人，其中有思想激进的作家托马斯·潘恩与无*主义哲学家威廉·戈德温。在戈德温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次见面中，他们对对方都感到十分失望。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整个晚宴里都在质问戈德温，并几乎在每个议题上都对戈德温持反对意见。对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Johnson更像是一位朋友；在她的信件中，约翰逊被比作是父亲与兄长。
在伦敦其间，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已婚的画家亨利希·菲斯利发展出了一段关系。她曾写道，她痴迷于他的才情、“他高贵的心灵、敏捷的理解力，以及高尚的同情心”。她打算同菲斯利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并与他保持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关系；但是，菲斯利的妻子却对此无法接受，并破坏掉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与菲斯利的关系。在被菲斯利拒绝后，沃斯通克拉夫特来到了法国。她前往法国的原因有二，其一为躲避该次事件造成的羞辱，其二为参与她前不久在《男权辩护》（1790年）中所歌颂的法国大*。《男权》一书是为了回应保守派作家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的反思》（1790年）中对法国大*的批评而写作的，这本书令她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将她与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相提并论，例如神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以及潘恩，后者写作有《人的权利》（1791年）一书，该书因其对伯克观点的反驳而名闻于世。《男权》中概述出的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并最终形成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且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女权辩护》（17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