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明中的玉是在何处开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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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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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04 19:54
良渚文化玉器的表面颜色，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玉器的玉质细腻纯净，透明度较高，未受沁蚀或受沁程度较小，颜色为黄绿和深浅不一的绿色。第二种是玉器的玉质不纯净，有绺裂和杂斑，透明度差，颜色从浅褐色到墨绿色，亦有多种颜色杂于一器者。第三种是前两种玉器受沁蚀较深者，一般表面呈“鸡骨白”或“象牙黄”，也有呈现出乳白色网状脉络与浓淡不一的色块形成的斑杂颜色。
上述三种玉器玉料的来源，除第三种由于沁蚀较深不易判别外，前两种玉料的产地应是不同的。第二种玉器玉料特征被称作具非均一性斑杂结构（Taxitic Structure）的透闪石――阳起石软玉，是接触岩构造特征的留存，而且江苏溧阳小梅岭就蕴有此特征的透闪石软玉。小梅岭系横贯宜溧地区的茅山支脉，透闪石软玉地表露头所见矿石，除有灰白色不透明致密块状者外，还有具斑杂结构的青黄玉，即半透明部分与不透明部分呈斑杂构造。现藏南京市博物馆的浦口营盘山崧泽文化遗址所出玉料PYM31与其非常相似。类似的软玉还见于崧泽出土玉璜QSM60：6，余杭反山的琮YFM12：90和玉钺YFM12：100，这至少可以证明小梅岭曾是良渚玉料的产地之一。因此，这类玉料无疑出产在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带，曾为史前先民大量开采和使用。
第一种玉器的玉料在良渚玉器中质量最佳，以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以及上海青浦县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张陵山、草鞋山出土的玉器颜色偏黄，而福泉山出土的玉器则以绿色为主，玉质细腻纯净。这类玉料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良渚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太湖周围及杭州湾地区并未发现这种玉料。虽然有些学者指出浙江天目山也可能是良渚玉料的产地，但仅是推测而已，并没有确凿的根据。
张陵山等地出土的玉器曾做过矿物学鉴定，但都未能解答玉料来源的问题。江苏和浙江的地矿资料中，也不见有当地出产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玉料的记载。笔者认为，如果用“玉矿已被古人开采枯竭”的说法来解释今天找不到良渚玉料的产地，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任何玉矿脉的蕴藏量都不会少于数吨，以目前发现的所有良渚玉器总重量加起来恐怕也不会超过这个数，何况史前时代使用非金属生产工具开采玉矿，采矿的效率和规模都很有限，无论如何也不会将玉矿脉开采得干干净净，毫无踪迹可寻。新疆和田玉、辽宁岫岩玉和河南独山玉都有数千年开采的历史，至今仍在出产玉料，即是明证。实际上，良渚玉器所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颜色和质感，说明其玉料来源是多源的，并不局限于良渚文化所分布的范围。虽然很多学者认可“史前时期玉料的来源主要靠就地取材”的观点，但很少有人考虑不同地域间的物质文化的交流对玉料来源的影响。笔者认为，良渚玉器中的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玉料应是良渚先民与其它地区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产物，其来源应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之外去寻找。
从目前的地矿资料来看，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玉料主要产于新疆和田的昆仑山和辽宁岫岩的细玉沟。从考古资料来看，和田玉可能在夏代时才大量输入中原内地，最早输入中原的时间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输入的路线被称作“玉石之路”。由于和田玉输入中原的时间晚于良渚文化，因此可以不考虑将其作为良渚玉料的来源。岫岩细玉沟所产透闪石软玉，主要颜色有黄白色、浅绿色、青色和黑色，其中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的软玉是其最具特征、产量丰富的玉料。岫岩软玉的开采和使用的历史很悠久，王时麒先生认为，红山文化玉器的颜色主要是浅豆绿色和黄白色，这两种颜色玉器的玉料无疑来自岫岩。红山文化的时代稍早于良渚文化，因此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良渚文化玉器中颜色偏黄和黄绿色玉料可能来自辽东半岛的岫岩。实际上，已有学者意识到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颜色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闻广先生曾详细研究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和沙可乐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所藏中国古代玉器，特别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他指出，红山文化玉器的特征玉料是颜色偏黄而半透明度较佳的透闪石软玉，相当的商品名为青黄玉及玵黄玉，这种颜色偏黄的软玉料，在有些良渚文化玉器中曾经沿用，如张陵山四号墓（WZM4）所出20余件玉器中不少是此类玉料，并强调了玉料的沿用关系。邓淑苹先生根据对一些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观察作出推断，认为“岫岩闪玉”的采用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曾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华东地区。
古代玉料的长距离异地传输交易，需要有三个条件：1、异地对玉料的大量需求（即传输的动力）；2、有固定的传输路线，并有原始部落作中转；3、作为起中转作用的部落亦有发达的玉文化，并与产玉、用玉地区的原始部落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以和田玉的输入为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跨入了文明门槛，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发展。王朝的建立是和田玉大规模东输的最重要的动力。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典章制度必然随之建立，而用玉制度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用玉制度的建立，使得玉料的需求量具有了规模性和稳定性，这对于和田玉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内地是至关重要的保证。和田玉东输所形成的“玉石之路”早于后来的“丝绸之路”一千多年，其路线是从现在新疆和田向东，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和东南缘到达今甘肃敦煌的玉门关。再沿祁连山至甘肃中部，再转向东经宁夏、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进入山西。沿途的起中转作用的史前文化为分布在甘青一带的齐家文化、分布在内蒙古南部和陕西北部的新华文化、分布在晋南的陶寺文化。这三个史前文化彼此之间都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面貌，说明文化交流是很密切的，而且它们都有发达的玉文化，其中也有少量的以和田玉料制作的玉器。这三个史前文化分布区域自西向东相互连接，形成和田玉输送的中转链，从而奠定了长达万里之遥的“玉石之路”的基础。
我们可以套用和田玉输入的模式来推测岫岩软玉输入到江南的背景和路线。良渚文化是一个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玉器的制作和使用是其物质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下，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重的宗教气氛中。有学者指出，良渚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支出（如制玉），包括社会中下层在内普遍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这种享乐型社会生活风气的蔓延，甚至使良渚社会调节能力逐渐丧失，最终导致良渚文化的消亡。可以想像，当时需要有多大的制玉规模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用玉需求。良渚先民究竟制作了多少玉器，恐怕永远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对玉材的寻找、开采、运输和交易是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从良渚文化陶器、玉器等的造型和纹饰来看，良渚社会生活处处表现出精于计算安排的思维特点，那么，对如何获得充足的玉材并保证其供应的稳定也应有周密的安排，很难想像一些零散的小玉矿会满足良渚数百年用玉量，这样，辽东半岛丰富的岫岩软玉资源自然而然地成为良渚优质玉材的来源之一。尽管辽东半岛距离太湖地区有千里之遥，但良渚社会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只要是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总是有能力通过军事或经济手段，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岫岩玉材。
岫岩软玉的输入路线，是从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出发，渡过渤海海峡到达胶东半岛，再向西南入山东腹地，折向南到江苏北部进入良渚文化分布区。在这条玉材传送路线上起运输中转作用的，是辽东半岛的原始部落和以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原始部落，而这些史前部落都有着发达程度不同的玉文化。
辽东半岛的岫岩玉材，除了可以肯定为红山文化所使用外，也很早为当地史前文化所使用。距今6000－7000年的小珠山下文化层中就出土有1件浅绿色玉斧。辽东半岛南部出土史前玉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旅顺老铁山和长海县广鹿岛（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有斧、锛、镞、圭形器和玉料等，颜色为深浅不一的绿色，亦有少量的黄绿色和白色玉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水域内分布着一个较大的岛群――庙岛群岛，是渤海和黄海的分界处，由南北长山岛、庙岛、大小黑山岛、大小竹山岛、大小钦岛、砣矶岛、南北城隍岛等20岛屿组成，南北纵列，分布于渤海海峡内三分之二的水域上，最南端的长山岛距胶东蓬莱*仅3.5哩，最北端的北城隍岛距旅大老铁山22.8哩，各岛之间相距0.7－19.1哩，相邻之岛皆在人们的视线之内，像一条锁链似地架起了一座沟通南北两岛交流的桥梁。庙岛群岛上已发现了20余处原始文化遗址，均与胶东的同时期遗存面貌一致，可见庙岛群岛曾直接接受了胶东*的文化影响。有学者指出，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原始文化交流开始的时间，可追溯到距今约5100年前后，到距今4400－4000年时达到高峰。辽东郭家村下层中出现的胶东紫荆山下层的盆形鼎、泥质红陶黑彩彩陶、觚形器、铆钉状把手等遗物，在庙岛群岛的大黑山北庄、北长山北城、大钦东村、北隍城山前村等遗址都已发现。至于辽东对胶东的影响，各岛上也都发现了辽东大量存在的筒形罐。龙山文化时亦如此，凡是胶东影响到辽东的一些文化因素，如盆形鼎、环足器、黑陶杯、豆、罐等，在庙岛群岛的砣矶大口、大钦北村亦有所见。同时，在大钦北村也出现了辽东影响到胶东的口饰附加堆纹的筒形罐。特别是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玉器中的牙璧，可能是源自辽东地区。因此，南北两岛交流中出现的共同因素是通过庙岛群岛这条通道而到达对方的。
大汶口文化出土玉器的墓葬和遗址大致分布在今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大运河以东的区域内，这一区域目前尚未发现透闪石玉矿。据研究，属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玉器很少，到大汶口晚期时（距今4800－4500年），玉器的数量和种类丰富起来，有装饰品、工具和异型器等，共约90件。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4000年），这一区域玉文化的发展达到高峰，玉器的数量和种类空前丰富。大汶口文化玉器以深浅不一的绿色为主，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除绿色外，也见有偏*的玉器，如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出土的几件玉钺。大汶口－龙山文化玉器使用之风的渐起和炽盛，正与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原始文化交流开始与达到高峰的时间相合，两者之间或许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大汶口－龙山文化所使用的玉料，有相当一部分也有可能来自辽东半岛。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作为邻近文化，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关系非常密切。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是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至龙山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就目前所知，大汶口文化可能在其早期阶段即与江南的崧泽文化有了交往，在吴县草鞋山、上海崧泽出土的崧泽文化彩陶片，与邳县大墩子、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十分相似。大汶口文化在其中晚期则与良渚文化有更密切的交流。譬如，南京北阴阳营H2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尊，无论从造型上，还是从刻划符号上都与鲁东南大汶口文化陶尊相同。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中的彩陶背壶、弦纹玉琮，其形制与大汶口文化背壶、骨雕筒非常近似。一般认为，良渚文化最北端的遗址是江苏阜宁陆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最南端的遗址是江苏泗洪菱角张遗址。在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的几座墓中，背壶、镂孔豆、圈足尊等大汶口文化典型陶器，与瓦足鼎、贯耳壶、玉琮等典型的良渚文化陶玉器共存，二种文化在这里水*融，珠联璧合。另外，在山东栖霞杨家圈、莱阳于家店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了与良渚文化典型陶器相近似的器物。因此，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向北发展，其影响至少达到苏鲁交界处，甚至辐射至胶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向南拓展，其影响可达到太湖地区。从这些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时作为重要贸易物――玉料，源源不断地从辽东半岛经山东地区输入到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平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论点只是笔者对良渚文化部分玉料来源作出的一个初步判断，这一课题最关键的是要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和良渚文化的玉器，进行矿物学的采样检测分析，对比它们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成份是否吻合，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良渚文化的玉矿在哪里？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出了“玉器时代”说，以诠释玉器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数量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良渚时期的玉矿，有人就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这个观点显然很难站得住脚，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会，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运载工具、交通工具简陋，良渚人如何能够从那么遥远的东北、西北，穿过无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运至东南的良渚文化圈内？雅昌艺术博客 bOG qX!K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来，所以有的专家执着地认为，在良渚文化的区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遗址群内的天目山余脉，一定存放着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玉石矿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开采的古玉矿藏却应该是永恒存在的。雅昌艺术博客\;zln8v#] ? n
1982年，在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软玉矿藏，经取样鉴定，此矿藏的软太硬度在5.5－6度之间，玉石的质地细腻，色泽呈白色和青绿色，透明度较好，呈蜡状光泽，与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这一发现兴奋了考古学术界，专家们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非远地转运，有关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但目前还存在的疑点是，位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遗址出土玉器数量的总和，其所需的玉料也应是良渚文化圈内量最多的，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从江苏小梅岭运来的吗？在良渚遗址群内至今没有发现矿藏的同时，不少专家仍坚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来自附件的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这一推测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愿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这一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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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04 19:54
好难啊。大哥应该没有这个方面的记载吧.
我就是搞这个方面的。都不知道.你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