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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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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3 01:35
一、有众多历史文献记载
汉寿，古称龙阳，，在荆州1域辰阳界，是古时水上交通的枢纽。古楚有七泽，“云梦。便是一泽。《一统志》载，“常德府，荆州之域，商周时为蛮夷所居”，按晋代郭璞作《雅尔传》谓，“华府东南，龙阳东北，包括“巴丘湖”，此皆 “南沱之云梦”地。由此可见，汉寿地域，在古荆州南沱云梦区即叫“云梦”，屈诗所说：“江南之梦”。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祖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可见长江流域最早为楚人开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武王乃请于周王室尊楚，封其为诸侯，但周王室不许，于是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和隋国会盟后离去，楚武王3 7年，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样把濮地变为了楚国的粮仓，交通中心，军事重地，及可靠后方。这是武王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当时武王有子名瑕，亦随军中屯垦。而屈瑕是在武王“开濮地”之后，以“莫敖’’的身份进入《春秋左传》史册的，说明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就是“开濮地”的时候。按楚国的惯例，武王将屈瑕所“开濮地”封给屈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同时，“屈”与“濮”同韵，也可以视为“屈”与“濮”的叠韵通假，也就是说屈瑕所受“屈”地，就是楚王所“开濮地”。这也进一步说明，楚国的屈地就是指当时的洞庭地区。
古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的祖先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这也就是说，屈原的屈氏家族是以屈瑕受封的“屈”地区。我们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还得了解楚国屈地的方位。《左传》中记载了两处“屈”地：一是晋国以产名马著称的屈地，二是楚国的屈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楚子使远射城州屈，复茄人焉。这里的“楚子”，是指楚平王，“州屈”显然是指楚国的“屈”地区，即洞庭地区。
乾隆《岳阳府志》载：“临湘县，古如城，按县志，楚子城州屈以居如人，即此。”这里提到的“如人”，就是《左传》中说的“茄人”。这一有关楚国“州屈”方位的记载，是可信的。据《楚世家》载：楚平王在“城州屈”的前两年，受到吴国大举进攻，“楚恐，城郢”。所以，“城州屈”就应在“城郢”不远的防止吴军进攻的战略要地。这里说的“临湘”，正在洞庭地区，也就是屈原说的“州土地区。这一带，是楚国春秋时代重点移民开发的战略地区，已载入史册的就有，楚文王迁罗人于汨罗，楚庄王迁糜人于梅市。楚平王“城州屈”，就是这种移民开发战略方针的继续，当然也应在这一带。还有，屈原晚年“飞鸟反故乡，狐死必首丘”，“托彭咸之所居”而“自沉汩渊”，就在楚文王迁罗的地区，与楚庄王迁糜的梅市不到5 0公里，与楚平王“城州屈”的临湘不到1 0 0公里，诗人称这一带为“故乡”、“首丘”之地，并在此以身殉国，充分说明这一带是屈原的故乡，是屈氏家族封地“屈”地区。
另据《正义》：“濮在楚西南”，刘伯庄注：“濮地在楚西南”，杜预日：“建宁郡(宜昌、枝江)南有濮夷。”尤其是《辞源》解释“濮地”在今湖南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这已表明是汉寿，因只有汉寿才同时有澧沅二水经过。
二、有不少地下文物证明
在汉寿现至少发现楚墓1 8 0 0多座。如此多的墓葬说明，汉寿是楚国的重要家族聚居地。同时发现和挖掘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物，其中出土了一把旷世罕见的珍贵铭文“武王之童”青铜戈。上面的“武王”，应是楚武王而不是秦武王，因为楚武王在世就已称“武王”，秦武王是死后的谥号，不可能死者授人。“童”与“重”相通，是“重大”之意，“督”是统帅、监督之意。此戈即为“武王之大督”，意为楚王军队的统督、统帅。可见，这把“武王之童督”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权柄。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人物，又是将楚国带进春秋时代的国王。我们将这把青铜戈同它周围1 8 0 0座楚墓，进行综合考察，就发现，汉寿一带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一定是武王的王族重要成员，是武王军队统帅，是武王开疆略地的功臣。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寿一带，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的封地，居住这里一带的家族，其始祖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据黄露生教授考证，这位被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就是屈原的祖先屈瑕。按照先秦王族制度，“武王之童督”的铜戈，是名副其实的“尚方宝剑”，对屈瑕来说，无疑是权力和功勋的凭证和象征；对屈瑕子孙来说，这一 “先王之器”供在祖庙，无疑家族的护身符，是家族在楚国王族中地位的根基，在王族不断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无疑具有稳定和保证作用。因此，“武王之童督”青铜戈在汉寿出土，既是庄子说的“着封”的又一证据，更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寿一带，是屈氏家庭“受屈”的屈地区中心，是屈原故乡在汉寿的有力证据。
另外，近年来汉寿楚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官印“郢室畏户之玺”(即楚国都城护卫长官之印)。据专家考证，这可能是掌管此印的执政官从楚国郢都失陷后逃出带回家乡的。此人是屈原家族的重要成员，一说为楚怀王的大将军屈丐，一说为上柱国屈署，一说为屈瑕。这一印玺为什么在汉寿出土?这主要是因为汉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屈氏家族的封地，今即以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平原。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屈氏家族的代表。还有根据“楚之法”，楚军统帅战败，必定“身死”，即不是战死，就是自杀，如屈氏家族的屈瑕自杀，屈丐战死，就是如此；又如项燕、项羽自杀，也是如此等等。据此，在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 7 8年)，秦军白起攻破郢都，作为楚国郢城护卫长官屈氏，当时很可能战死，或自杀。所以，“郢室畏户之玺”，应是屈氏死后遗物，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屈氏的家乡，更说明以汉寿为中心的“江南”是先秦楚国屈氏家族的封地。因此，这又进一步证实，汉寿既是屈氏的故乡，更是屈原的故乡。
同时在聂家桥乡开掘的3 2座古墓中，还发现过一座特大的战国墓葬，南北向，楠木套棺，棺盖极度豪华，这不是一般*墓葬。与此同时，又发现了“青钢鹿角纹镜”、 “龙风青铜镜”、“摊尸板”等1 3 7件古文物，这些古文物只有显赫家族才可能享有的。
随后又在汉寿发现了两座珍贵文物“古铙”，即“编钟”，上有“女丁突出体，编钟是古时宫廷高级*所享用的乐器，分纽钟(定调用)，用钟(演奏用)，编钟(加大音量)，这正好和屈原诗赋中相同，“叩钟调磬”、“二八接舞”、 “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辨”，“楚商劳只”、“娱人乱只”相符，这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楚国高级乐师在叩着编钟，调着磬，吹起竽，和着箫，奏起郑卫音乐，让那些 “朱唇皓齿”、“丰肉微骨”的美女翩翩起舞。这也只有显赫的屈氏家族才可能享受此等高级待遇。
另外在汉寿还出土了大量的如鹿角纹青铜镜(罕见珍贵文物)等贵族生活用品以及青铜剑、戈等武器。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说：“能够得到多数的地底证据，那是再好也没有的。”因此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三、有较多的古迹遗存
在汉寿历史上没有大的文武官吏，也不是重要的港口，却有较多楚国和纪念屈原的古迹遗址：
1、三闾大夫祠。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沧港镇，一座在县城南郊，前者为屈原死后二年，楚将庄辛收复了江南五邑，据记载，三闾大夫祠起始叫屈原庙，是为屈原招魂，曾在沧港立庙，是《史记·封禅书》载，当时秦曾允许民各自奉祠，后又按秦例改为三闾大夫祠。汉寿县郊三闾大夫祠为东汉时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期建，系按秦楚郊祀礼改建，二所祠均有记载，可见于《明嘉靖常德府志》，《清代嘉庆常德府志》、《清代同治龙阳县志》。唐代刘禹锡来沧港时曾在《采菱行》中记载见过三闾大夫祠：“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2、东岳庙。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汉寿城郊屈原祠旁，一座在现今沧水发源地东岳庙乡。明《嘉靖常德府志》、清《嘉庆常德府志》和同治《龙阳县志》都有记载。又据尚属书《尧典》记载“岳为四方诸侯之长”，为避讳和秦始皇的“皇”字相同，本为祭祀东皇的庙改为了东岳庙。东岳庙乡的东岳庙就是秦代和两汉时期承先秦楚国祭祀传统改建，古时有祭坛。汉寿城郊(东岳庙)为东汉时期，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按郊祀之礼建。
3、女媭庙。据《湘中记》记载，此庙建于南北朝以前，即公元4 2 0年前所建，常为各界祭祀女媭神灵地方。
4、濯缨桥。为屈原放逐到沧港时期所建，建国初期尚存，1 9 6 4年其桥石被折除后运往修建电排涵闸了，但其基石埋没在原桥址地下。原桥址在现沧港镇血防院围墙外西北侧。
5、屈原庙。修建在唐朝以前，庙内立有屈原诗碑，为唐崔礼山撰。
6、沧溪寺。建于东晋，三进大寺，藏有屈原庙移过来的唐人诗碑，后进有琴台，屋顶有龙凤宝葫芦等装饰，有戏台和舍利塔。*年间，改寺为庙，后为乡公所占用，还办过国民小学。一尊沧浪娘娘塑像(据传为女媭)被移到天乙宫。
7、天乙宫。是古三苗遗民为成汤天乙而修造的功德祠。后来楚人来屈地中心后，于战国末年在天乙宫内加修一进楚王殿，供奉有楚王和屈原祖先1 7位屈家名人像，屈原自沉汩置后，屈家后人将屈原像也供此殿，共1 8位。
8、屈原巷(又称三闾巷)。据传是屈原的降生地。他的祖先被封为“莫敖，率军赴湘沅辰阳邑屯田积粮，其领万余人在沧港安营扎寨。于是屈氏在此繁衍生息，后人又称此地为“屈家巷”。屈原逝世后，改称“屈原巷”。
9、清斯亭。在屈原巷旁边的沧浪水出口处，传说屈原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洗东西。因屈原遭贬后住在老家沧浪时，曾逆沧水而上，发现此水源于沧山的清斯湖，故名清斯亭。
10、江潭。在沧浪河下游，离沧港镇西约一华里路。屈原在《渔父》中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即指此地。又据《龙阳县志》清人陈一揆在《沧浪记》一文中指出：“江潭之号，咫尺犹存。原之经此与渔父对答，夫何疑之有?”
11、桔洲。离沧港十里许的沅水河中，洲长十里，因满洲植桔树而称桔洲。据研究屈原的“桔颂”就是以桔洲为背景写成的。
此外，还有招屈亭、钓鱼台、七星堆、沧、浪二水等，总共多达十几处。这些文物，史志有载，遗迹有存。沧港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竟然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屈原纪念文物，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十年，现在常德有多少纪念刘的文物?诗仙李白曾到汉寿酉港，怎么没有李白纪念建筑?湖北秭归仅有屈原祠、屈原庙、乐平里牌坊等几处纪念建筑，有的建筑比汉寿沧港的纪念建筑要迟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汉寿沧港这么多纪念文物，修建的时间又那么早，如果屈原的故乡不在汉寿，沧港这个小集镇怎么会修建那么多的纪念建筑?
清《同治龙阳(今汉寿)县志》说：“龙阳为灵均(屈原字)落帆之浦”，屈原经沅澧来到汉寿沧浪之水合流之处沧浪港。沧浪在何处?清代屈学家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把各种说法进行比较后说：“沧浪水，在今常德府龙阳县。本沧浪水发源地，合流为沧浪之水”；又说：“旧解以沧浪为汉水下流，如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北，原迁江南，固不能覆至其地，且与篇首游于江潭，不相属矣。及观楚省全志，载原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凭，唯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闾港、屈原巷，参而覆之，最为有据。”可见龙阳沧浪港(今汉寿沧港)在清代就引起过屈原研究者的重视。
四、有大量屈原诗歌印证
在屈原的诗歌中，还为我们提供很多相关证据。如《招魂》诗，有专家考证是屈原为屈丐招魂。诗中称屈丐为“掌楚，呼唤屈丐“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楚”和“江南”，都是指洞庭湖地区。屈丐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执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湖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就在长江南的洞庭湖地区。
一些专家还从屈原笔下描写的特有沅湘地区风土人情、文化氛围发现屈原青少年时代生活，说明屈原故乡很可能在汉寿，否则难以写得这么*真。屈原作品不少描写与汉寿地名有关，如沧浪港(“沧浪之水清兮”)、江潭坪(“溯江潭兮，狂顾南行”)、橘洲(屈原写有《橘颂》)等。有的与汉寿风俗有关，如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常德府志》、《龙阳县志》均载常德府人“信鬼好巫，龙阳更甚”。屈原的作品，对沅湘地带的美景的描写则真实地展示了汉寿的乡土风俗。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汉寿湖区风俗)，“榄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娇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汉寿一带用蔬草编绳索)，“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汉寿爱种植兰花做药)， “折琼枝以继佩”(汉寿妇女常佩戴栀树花)，“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写沅湘地区)，“洞庭波兮木叶下”(写 洞庭)，“茺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嫒”(写沅澧之间)，“朝 发枉诸兮，夕宿辰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写汉寿)，“筑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写洞庭)。在屈诗中到处是“极目千里”的“江南梦乡”和描写沅澧汉寿“泽国水乡、荻荷菱荡”的景象。
屈原在《离*》中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得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诗人这里说的“初服，王逸在《楚辞章句》注“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可见，“初服”就是诗人青少年时代的 服饰，这里的“芰荷”、“芙蓉”是诗人用来象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洁”的。这种特殊审美观念，正是当时沅湘地区特有的审美风尚。我们可以看到沅湘地区人民对“芰荷”、“芙蓉”的特有的审美情趣，甚至作为服饰、 房屋、交通工具、环境等生活各方面美化的内容和根据， 她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的表现。因此，我们从诗人的“初服”，可以发现诗人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
屈原在《离*》中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 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毗之木 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诗人这里说的“修能”，王逸注：“言已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苜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王逸这种说法是有见地的。沅湘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正适合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带植物的生长。诗人用这些香木芳草象征高洁，屈原这种特有的审美情趣，正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结晶。宋代刘次庄《乐府集》中说：“《离*》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沅、澧所生”。同时，诗人这里描写的香木花草，还交待各自生长地的特点，如“江离’’的“江”，“毗之木兰”的“毗”，“洲之宿莽”的“洲”。这也告诉我们，诗人“修能的地区，有“江”，有“毗，还有“洲”。这一地貌特点，也正是沅湘地区洞庭湖一带广阔冲积平原上，江河纵横，中间杂夹一些长洲、小山的地貌特点。可见，屈原青少年时代的“修能”是在沅湘地区。
《桔颂》开头是：“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诗人称桔树是皇天后土赋予的美好树木。“生南国”，王逸注：“南国，谓江南也。……言桔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徒。种于北地，则化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桔，迹不可移迁也。”王逸是江北宣城人，应该很熟悉桔树的这种习性，此话是可信的。因此我们从《桔颂》中表达的以生长江南为荣的乡情，也可以看出屈原青少年时代是在江南沅湘地区度过的。
据考证，屈原作品2 6篇中无一处与“秭归”有关，而2 3篇与江南有关。如《离*》中“济沅湘以南征兮”，《九歌》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等都是写的西洞庭湖平原地区，与全为山区的湖北秭归不相符合，与湖北江陵也有所不同。屈原描写的兰、芷、芰荷等各种芳草在汉寿随处可见，具有洞庭湖平原的特色。据专家考证屈原的出生地就在汉寿的沧港，因此屈原对汉寿熟悉，自然会将这些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特别值得反复指出的是，在中国只有汉寿同时才有澧水和沅水经过，因此屈原的故乡在湖南汉寿是很有可能的。当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文物、史料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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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3 01:35
一、有众多历史文献记载
汉寿，古称龙阳，，在荆州1域辰阳界，是古时水上交通的枢纽。古楚有七泽，“云梦。便是一泽。《一统志》载，“常德府，荆州之域，商周时为蛮夷所居”，按晋代郭璞作《雅尔传》谓，“华府东南，龙阳东北，包括“巴丘湖”，此皆 “南沱之云梦”地。由此可见，汉寿地域，在古荆州南沱云梦区即叫“云梦”，屈诗所说：“江南之梦”。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祖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可见长江流域最早为楚人开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武王乃请于周王室尊楚，封其为诸侯，但周王室不许，于是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和隋国会盟后离去，楚武王3 7年，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样把濮地变为了楚国的粮仓，交通中心，军事重地，及可靠后方。这是武王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当时武王有子名瑕，亦随军中屯垦。而屈瑕是在武王“开濮地”之后，以“莫敖’’的身份进入《春秋左传》史册的，说明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就是“开濮地”的时候。按楚国的惯例，武王将屈瑕所“开濮地”封给屈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同时，“屈”与“濮”同韵，也可以视为“屈”与“濮”的叠韵通假，也就是说屈瑕所受“屈”地，就是楚王所“开濮地”。这也进一步说明，楚国的屈地就是指当时的洞庭地区。
古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的祖先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这也就是说，屈原的屈氏家族是以屈瑕受封的“屈”地区。我们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还得了解楚国屈地的方位。《左传》中记载了两处“屈”地：一是晋国以产名马著称的屈地，二是楚国的屈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楚子使远射城州屈，复茄人焉。这里的“楚子”，是指楚平王，“州屈”显然是指楚国的“屈”地区，即洞庭地区。
乾隆《岳阳府志》载：“临湘县，古如城，按县志，楚子城州屈以居如人，即此。”这里提到的“如人”，就是《左传》中说的“茄人”。这一有关楚国“州屈”方位的记载，是可信的。据《楚世家》载：楚平王在“城州屈”的前两年，受到吴国大举进攻，“楚恐，城郢”。所以，“城州屈”就应在“城郢”不远的防止吴军进攻的战略要地。这里说的“临湘”，正在洞庭地区，也就是屈原说的“州土地区。这一带，是楚国春秋时代重点移民开发的战略地区，已载入史册的就有，楚文王迁罗人于汨罗，楚庄王迁糜人于梅市。楚平王“城州屈”，就是这种移民开发战略方针的继续，当然也应在这一带。还有，屈原晚年“飞鸟反故乡，狐死必首丘”，“托彭咸之所居”而“自沉汩渊”，就在楚文王迁罗的地区，与楚庄王迁糜的梅市不到5 0公里，与楚平王“城州屈”的临湘不到1 0 0公里，诗人称这一带为“故乡”、“首丘”之地，并在此以身殉国，充分说明这一带是屈原的故乡，是屈氏家族封地“屈”地区。
另据《正义》：“濮在楚西南”，刘伯庄注：“濮地在楚西南”，杜预日：“建宁郡(宜昌、枝江)南有濮夷。”尤其是《辞源》解释“濮地”在今湖南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这已表明是汉寿，因只有汉寿才同时有澧沅二水经过。
二、有不少地下文物证明
在汉寿现至少发现楚墓1 8 0 0多座。如此多的墓葬说明，汉寿是楚国的重要家族聚居地。同时发现和挖掘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物，其中出土了一把旷世罕见的珍贵铭文“武王之童”青铜戈。上面的“武王”，应是楚武王而不是秦武王，因为楚武王在世就已称“武王”，秦武王是死后的谥号，不可能死者授人。“童”与“重”相通，是“重大”之意，“督”是统帅、监督之意。此戈即为“武王之大督”，意为楚王军队的统督、统帅。可见，这把“武王之童督”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权柄。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人物，又是将楚国带进春秋时代的国王。我们将这把青铜戈同它周围1 8 0 0座楚墓，进行综合考察，就发现，汉寿一带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一定是武王的王族重要成员，是武王军队统帅，是武王开疆略地的功臣。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寿一带，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的封地，居住这里一带的家族，其始祖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据黄露生教授考证，这位被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就是屈原的祖先屈瑕。按照先秦王族制度，“武王之童督”的铜戈，是名副其实的“尚方宝剑”，对屈瑕来说，无疑是权力和功勋的凭证和象征；对屈瑕子孙来说，这一 “先王之器”供在祖庙，无疑家族的护身符，是家族在楚国王族中地位的根基，在王族不断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无疑具有稳定和保证作用。因此，“武王之童督”青铜戈在汉寿出土，既是庄子说的“着封”的又一证据，更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寿一带，是屈氏家庭“受屈”的屈地区中心，是屈原故乡在汉寿的有力证据。
另外，近年来汉寿楚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官印“郢室畏户之玺”(即楚国都城护卫长官之印)。据专家考证，这可能是掌管此印的执政官从楚国郢都失陷后逃出带回家乡的。此人是屈原家族的重要成员，一说为楚怀王的大将军屈丐，一说为上柱国屈署，一说为屈瑕。这一印玺为什么在汉寿出土?这主要是因为汉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屈氏家族的封地，今即以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平原。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屈氏家族的代表。还有根据“楚之法”，楚军统帅战败，必定“身死”，即不是战死，就是自杀，如屈氏家族的屈瑕自杀，屈丐战死，就是如此；又如项燕、项羽自杀，也是如此等等。据此，在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 7 8年)，秦军白起攻破郢都，作为楚国郢城护卫长官屈氏，当时很可能战死，或自杀。所以，“郢室畏户之玺”，应是屈氏死后遗物，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屈氏的家乡，更说明以汉寿为中心的“江南”是先秦楚国屈氏家族的封地。因此，这又进一步证实，汉寿既是屈氏的故乡，更是屈原的故乡。
同时在聂家桥乡开掘的3 2座古墓中，还发现过一座特大的战国墓葬，南北向，楠木套棺，棺盖极度豪华，这不是一般*墓葬。与此同时，又发现了“青钢鹿角纹镜”、 “龙风青铜镜”、“摊尸板”等1 3 7件古文物，这些古文物只有显赫家族才可能享有的。
随后又在汉寿发现了两座珍贵文物“古铙”，即“编钟”，上有“女丁突出体，编钟是古时宫廷高级*所享用的乐器，分纽钟(定调用)，用钟(演奏用)，编钟(加大音量)，这正好和屈原诗赋中相同，“叩钟调磬”、“二八接舞”、 “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辨”，“楚商劳只”、“娱人乱只”相符，这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楚国高级乐师在叩着编钟，调着磬，吹起竽，和着箫，奏起郑卫音乐，让那些 “朱唇皓齿”、“丰肉微骨”的美女翩翩起舞。这也只有显赫的屈氏家族才可能享受此等高级待遇。
另外在汉寿还出土了大量的如鹿角纹青铜镜(罕见珍贵文物)等贵族生活用品以及青铜剑、戈等武器。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说：“能够得到多数的地底证据，那是再好也没有的。”因此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三、有较多的古迹遗存
在汉寿历史上没有大的文武官吏，也不是重要的港口，却有较多楚国和纪念屈原的古迹遗址：
1、三闾大夫祠。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沧港镇，一座在县城南郊，前者为屈原死后二年，楚将庄辛收复了江南五邑，据记载，三闾大夫祠起始叫屈原庙，是为屈原招魂，曾在沧港立庙，是《史记·封禅书》载，当时秦曾允许民各自奉祠，后又按秦例改为三闾大夫祠。汉寿县郊三闾大夫祠为东汉时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期建，系按秦楚郊祀礼改建，二所祠均有记载，可见于《明嘉靖常德府志》，《清代嘉庆常德府志》、《清代同治龙阳县志》。唐代刘禹锡来沧港时曾在《采菱行》中记载见过三闾大夫祠：“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2、东岳庙。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汉寿城郊屈原祠旁，一座在现今沧水发源地东岳庙乡。明《嘉靖常德府志》、清《嘉庆常德府志》和同治《龙阳县志》都有记载。又据尚属书《尧典》记载“岳为四方诸侯之长”，为避讳和秦始皇的“皇”字相同，本为祭祀东皇的庙改为了东岳庙。东岳庙乡的东岳庙就是秦代和两汉时期承先秦楚国祭祀传统改建，古时有祭坛。汉寿城郊(东岳庙)为东汉时期，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按郊祀之礼建。
3、女媭庙。据《湘中记》记载，此庙建于南北朝以前，即公元4 2 0年前所建，常为各界祭祀女媭神灵地方。
4、濯缨桥。为屈原放逐到沧港时期所建，建国初期尚存，1 9 6 4年其桥石被折除后运往修建电排涵闸了，但其基石埋没在原桥址地下。原桥址在现沧港镇血防院围墙外西北侧。
5、屈原庙。修建在唐朝以前，庙内立有屈原诗碑，为唐崔礼山撰。
6、沧溪寺。建于东晋，三进大寺，藏有屈原庙移过来的唐人诗碑，后进有琴台，屋顶有龙凤宝葫芦等装饰，有戏台和舍利塔。*年间，改寺为庙，后为乡公所占用，还办过国民小学。一尊沧浪娘娘塑像(据传为女媭)被移到天乙宫。
7、天乙宫。是古三苗遗民为成汤天乙而修造的功德祠。后来楚人来屈地中心后，于战国末年在天乙宫内加修一进楚王殿，供奉有楚王和屈原祖先1 7位屈家名人像，屈原自沉汩置后，屈家后人将屈原像也供此殿，共1 8位。
8、屈原巷(又称三闾巷)。据传是屈原的降生地。他的祖先被封为“莫敖，率军赴湘沅辰阳邑屯田积粮，其领万余人在沧港安营扎寨。于是屈氏在此繁衍生息，后人又称此地为“屈家巷”。屈原逝世后，改称“屈原巷”。
9、清斯亭。在屈原巷旁边的沧浪水出口处，传说屈原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洗东西。因屈原遭贬后住在老家沧浪时，曾逆沧水而上，发现此水源于沧山的清斯湖，故名清斯亭。
10、江潭。在沧浪河下游，离沧港镇西约一华里路。屈原在《渔父》中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即指此地。又据《龙阳县志》清人陈一揆在《沧浪记》一文中指出：“江潭之号，咫尺犹存。原之经此与渔父对答，夫何疑之有?”
11、桔洲。离沧港十里许的沅水河中，洲长十里，因满洲植桔树而称桔洲。据研究屈原的“桔颂”就是以桔洲为背景写成的。
此外，还有招屈亭、钓鱼台、七星堆、沧、浪二水等，总共多达十几处。这些文物，史志有载，遗迹有存。沧港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竟然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屈原纪念文物，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十年，现在常德有多少纪念刘的文物?诗仙李白曾到汉寿酉港，怎么没有李白纪念建筑?湖北秭归仅有屈原祠、屈原庙、乐平里牌坊等几处纪念建筑，有的建筑比汉寿沧港的纪念建筑要迟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汉寿沧港这么多纪念文物，修建的时间又那么早，如果屈原的故乡不在汉寿，沧港这个小集镇怎么会修建那么多的纪念建筑?
清《同治龙阳(今汉寿)县志》说：“龙阳为灵均(屈原字)落帆之浦”，屈原经沅澧来到汉寿沧浪之水合流之处沧浪港。沧浪在何处?清代屈学家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把各种说法进行比较后说：“沧浪水，在今常德府龙阳县。本沧浪水发源地，合流为沧浪之水”；又说：“旧解以沧浪为汉水下流，如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北，原迁江南，固不能覆至其地，且与篇首游于江潭，不相属矣。及观楚省全志，载原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凭，唯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闾港、屈原巷，参而覆之，最为有据。”可见龙阳沧浪港(今汉寿沧港)在清代就引起过屈原研究者的重视。
四、有大量屈原诗歌印证
在屈原的诗歌中，还为我们提供很多相关证据。如《招魂》诗，有专家考证是屈原为屈丐招魂。诗中称屈丐为“掌楚，呼唤屈丐“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楚”和“江南”，都是指洞庭湖地区。屈丐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执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湖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就在长江南的洞庭湖地区。
一些专家还从屈原笔下描写的特有沅湘地区风土人情、文化氛围发现屈原青少年时代生活，说明屈原故乡很可能在汉寿，否则难以写得这么*真。屈原作品不少描写与汉寿地名有关，如沧浪港(“沧浪之水清兮”)、江潭坪(“溯江潭兮，狂顾南行”)、橘洲(屈原写有《橘颂》)等。有的与汉寿风俗有关，如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常德府志》、《龙阳县志》均载常德府人“信鬼好巫，龙阳更甚”。屈原的作品，对沅湘地带的美景的描写则真实地展示了汉寿的乡土风俗。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汉寿湖区风俗)，“榄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娇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汉寿一带用蔬草编绳索)，“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汉寿爱种植兰花做药)， “折琼枝以继佩”(汉寿妇女常佩戴栀树花)，“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写沅湘地区)，“洞庭波兮木叶下”(写 洞庭)，“茺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嫒”(写沅澧之间)，“朝 发枉诸兮，夕宿辰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写汉寿)，“筑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写洞庭)。在屈诗中到处是“极目千里”的“江南梦乡”和描写沅澧汉寿“泽国水乡、荻荷菱荡”的景象。
屈原在《离*》中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得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诗人这里说的“初服，王逸在《楚辞章句》注“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可见，“初服”就是诗人青少年时代的 服饰，这里的“芰荷”、“芙蓉”是诗人用来象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洁”的。这种特殊审美观念，正是当时沅湘地区特有的审美风尚。我们可以看到沅湘地区人民对“芰荷”、“芙蓉”的特有的审美情趣，甚至作为服饰、 房屋、交通工具、环境等生活各方面美化的内容和根据， 她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的表现。因此，我们从诗人的“初服”，可以发现诗人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
屈原在《离*》中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 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毗之木 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诗人这里说的“修能”，王逸注：“言已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苜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王逸这种说法是有见地的。沅湘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正适合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带植物的生长。诗人用这些香木芳草象征高洁，屈原这种特有的审美情趣，正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结晶。宋代刘次庄《乐府集》中说：“《离*》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沅、澧所生”。同时，诗人这里描写的香木花草，还交待各自生长地的特点，如“江离’’的“江”，“毗之木兰”的“毗”，“洲之宿莽”的“洲”。这也告诉我们，诗人“修能的地区，有“江”，有“毗，还有“洲”。这一地貌特点，也正是沅湘地区洞庭湖一带广阔冲积平原上，江河纵横，中间杂夹一些长洲、小山的地貌特点。可见，屈原青少年时代的“修能”是在沅湘地区。
《桔颂》开头是：“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诗人称桔树是皇天后土赋予的美好树木。“生南国”，王逸注：“南国，谓江南也。……言桔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徒。种于北地，则化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桔，迹不可移迁也。”王逸是江北宣城人，应该很熟悉桔树的这种习性，此话是可信的。因此我们从《桔颂》中表达的以生长江南为荣的乡情，也可以看出屈原青少年时代是在江南沅湘地区度过的。
据考证，屈原作品2 6篇中无一处与“秭归”有关，而2 3篇与江南有关。如《离*》中“济沅湘以南征兮”，《九歌》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等都是写的西洞庭湖平原地区，与全为山区的湖北秭归不相符合，与湖北江陵也有所不同。屈原描写的兰、芷、芰荷等各种芳草在汉寿随处可见，具有洞庭湖平原的特色。据专家考证屈原的出生地就在汉寿的沧港，因此屈原对汉寿熟悉，自然会将这些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特别值得反复指出的是，在中国只有汉寿同时才有澧水和沅水经过，因此屈原的故乡在湖南汉寿是很有可能的。当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文物、史料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