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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19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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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8-05 10:38
贵州蜡染图案的题材主要来自对自然环境中物象的模仿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记录和表达。从贵州蜡染纹饰题材的归类上看，主要分为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两大类，自然纹样中又可分为植物纹样和动物纹样。
自然纹样中的植物纹有菊花、莲花、桃花、兰花、牡丹、石榴、葫芦、向日葵、鸡冠花、浮萍、水草、蕨菜花、辣椒花以及山里无名花卉等纹样，动物纹有牛、龙、鸟、虎、狮、象、鹿、狗、兔、鸡、鼠、凤、雉、山雀、猫头鹰、蝙蝠、蝴蝶、蜜蜂、青蛙、螺蛳、龟、虾等纹样。这些题材都来自贵州少数民族十分熟悉的大自然，但在造型上又不受自然形象细节的约束，而是做了大胆的变化和夸张的艺术处理。这种变化和夸张既准确地传达了物象的特征，又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概括能力。
贵州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青山绿水之间，大自然的美景给她们带来了艺术创造的灵感。山涧中的小草和野花，丛林里的树木和果实，都是她们表现的对象，因此她们能创造出题材多样、风格迥异的各种植物花卉纹样。在一些地区的蜡染中，植物纹是与动物纹共同使用的，而有的地区是以植物纹为主的。比如绕家蜡染民族工艺品多是小巧花叶变形图案就，而革家蜡染民族工艺品也多有蕨菜纹、菊花纹的组合。六枝、纳雍等地的苗族蜡染图案，几乎全是由花草藤蔓组成的流畅优美画面。贵州蜡染中的各种植物花卉的大量使用，除了因为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见之外，还含有美好的祝愿与希望。丹寨和三都蜡染中，鱼、鸟周围总有很多代表爱情的莲花、隐喻多子的石榴、寓意长寿的桃子等;而果木则表现充沛的活力，葫芦蕴含新的生命，豆米纹象征五谷，花卉纹象征青春等。
榕江的祭祖幡旗上，常常有一棵大树高居旗首，这是祖先崇拜的象征。许多苗族村寨都有几棵大枫树，被苗族人视为神树，成为“妈妈树”或“保寨树”，是整个村寨的保护神。《山海经·大荒南经》载：“蚩尤所弃其桎梏，视为枫木”，因此，苗族认为枫树是蚩尤的化身，是祖先精神的所在。枫树汁是红色的，苗族人认为枫树是蚩尤的化身，是祖先精神的所在。枫树汁是红色的，苗族人认为那是蚩尤的血。苗族古歌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了枫木的来历和功用：它“生长在天家”，“枝桠漫天涯”，能“结出千样种，开出百样花”，它还化生万物，锯木变鱼子，木屑变蜜蜂，树芽变飞蛾，树叶变燕子，树心生人类母亲----蝴蝶妈妈。有些苗族地区在盖房子时，习惯用枫木作中柱，因为那里的人们认为枫木生人，用作中柱可保子孙兴旺。贵州蜡染的动物纹主要出现在苗族和革家蜡染民族工艺品中，尤其是黔东南和黔南的苗族，她们依照自然界的动物原型创造了神话般的动物造型。但这些经典图形不是像汉族的龙凤图案那样有固定的形象，而是依照苗族女子的想象力而千变万化的。
鸟是苗族蜡染工艺品中最常见的题材，尤其在贵州南部榕江、三都、丹寨等地区，几乎每一张蜡染民族工艺品都离不开鸟，造型千姿百态。在丹寨蜡染民族工艺品中，鸟身常与蝴蝶花草相结合，生动活泼;榕江蜡染民族工艺品中，鸟头与龙身结合而成鸟龙纹，神秘奇特。鸟文的盛行与苗族生活中的山林多鸟的自然条件有关。虽然汉族也喜欢鸟，但是多为欣赏其形态之美或取其吉祥含义，并未赋予其以偶像的地位。上古商民族图腾崇拜的“玄鸟”，在汉文化中经过不断发展演化而成了凤凰，逐渐失去了对玄鸟的崇拜，但在苗文化里，还仍然保存着对类似玄鸟的图腾崇拜观念和行为。苗族“亲死不哭，笑舞浩歌谓之闹尸，明年闻杜鹃声，则闭户号泣曰：‘鸟扰岁至，亲死不复矣’”，说的就是苗家以笑舞浩歌祝颂亡灵化鸟的情景;如果第二年听到杜鹃的啼叫，则征兆亡灵还没有化为鸟形，故要闭户号泣。
龙纹在苗族蜡染民族工艺品中是最为常见的纹样，其表现形式有具象和抽象之分。安顺蜡染的龙纹是曲线组成的抽象造型，而榕江的龙多为鸟首蛇身的具象纹样。在榕兴华乡高排村的鼓藏节上，家家户户都要用长竹竿挑着蜡染长幡肃立，幡旗上有鸟龙、鱼龙、蜈蚣龙等纹样，表达了他们希望祖先已经变成龙，保佑子孙平安幸福的愿望。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远古的图腾，经过历朝历代的逐渐演化，龙已经形成一种庄重威严的标准形象固定下来，并已经成为皇权的标志。而生活在平权社会的贵州少数民族妇女，仍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审美观念去描绘想象中的龙。她们认为龙是蛇、黄鳝、鱼、水牛，能使大地风调雨顺，常葆生机。贵州蜡染工艺品上的龙纹多种多样、简朴自然，没有一个特定的形态，与汉族权势社会的龙大相径庭，表现出浓郁的平*识。
鱼纹在贵州各地的蜡染中都能见到，形态各不相同。革家的鱼纹造型饱满、工整精细;丹寨的鱼纹多与鸟纹、花卉纹互变共生，活泼生动;织金蜡染民族工艺品的鱼纹则已演化成抽象繁杂的曲线造型。榕江蜡染中，鱼更是被赋予了神秘色彩，变成鱼龙。鱼是繁殖能力最强的一种生物，历来被视为多子的象征，也是中原民族远古时期所崇拜的生殖繁衍的神物。鱼于苗族的生活密切相关。苗族先民曾生活在洞庭水乡，至今还保持着稻田养鱼的生活习惯，传统习俗中还存在着鱼祭。在鼓藏节第三天，全氏族的男女老少，须身挂麻丝和干鱼跳“米汤舞”，苗家认为鱼命大多子，而麻割后复生，以祈求祖先保佑家族子孙像鱼崽，富贵如涨潮。苗族婚礼中也有捉喜鱼的仪式，是企望子孙繁衍像鱼那样迅速和众多。
蝴蝶是贵州苗族蜡染民族工艺品中很常见的图案，尤其黔东南，是蝶纹最集中、造型最丰富的区域，有蝶翅人面的造型，有蝶身鸟足的造型，还有花蝶合体、鸟蝶合体等各种纹样，千姿百态，不一而足。在纳雍、六枝的蜡染图案中，整个画面几乎都是由云波状的蝴蝶和花草构成。而榕江蜡染的蝴蝶造型有多种形态，一般以大蝴蝶作为母体形象在它之外又有万物护身，或在轮廓之内进行丰富的装饰，在稚拙的形态中，显露出蓬勃的生气。蝴蝶有美丽的外表，又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可以说完全符合了苗家人的审美观，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将蝴蝶视为祖先而崇拜。苗族古歌传说蝴蝶妈妈从枫树上生下来后，因和泉水上的泡沫恋爱，怀孕生下十二个蛋，经大鸟姬宇替她孵了十二年，才生出人类的始祖姜央及其他天体、动物、植物、鬼神，由此天下才有了人类和各种生物。可见，蝴蝶纹样是苗族一种原初的宗教信仰的艺术体现。
几何纹样在贵州各地的蜡染中都能见到，尤其是贵州西部的六枝、黔西、织金等苗族蜡染工艺品中更为常见。几何纹样包含有十字纹、万字纹、太阳纹、星辰纹、井字纹、水波纹、漩涡纹、铜鼓纹、八角花、牛角纹、回纹以及各方式方形纹等自然物象几何化的纹样，多是他们祖先留传下来的。这些纹样都有古老的传说，以示对祖先的怀念。按习俗，这类蜡染图案是不能随意改动的。尽管几何纹只是由点和线组成，苗族妇女们却能指着这些抽象纹样解释它们描绘的是什么。既有单独图案的明确含义，又有组合图案的象征解释。先民们为生存而采集、耕作，感受到自然界的力量无比强大，于是产生自然崇拜。他们对自然物精心模仿并进行抽象性的创造，寄托热爱生活的情感和祈福消灾的愿望。同时，在狩猎到驯养中对动物的观察和了解也使得他们创造了鸟眼纹、鸟翅纹、虎爪纹、猫脚纹、骏马纹、肠子纹等。虽然是对自然物象的局部模拟，然而，由于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这些图案大都具有超越模拟的意象色彩。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几何纹样具有原始巫教性质，如山川纹、田丘纹、湖泊纹、城池纹等。这些都与其先民的生息发展和战争迁徙有关，是对祖先故土的缅怀，是迁徙路线与过程的记录。而那些“苗王印”背牌纹、鸟翅纹、鸟眼纹、蝴蝶纹之类，传说都是祖先的化身或象征，是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一种印记。铜鼓是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从先秦流传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其用途有祭祀、娱乐、婚丧、战争、报时等，在很多民族中作为神圣、权利和财富的标志。铜鼓的影响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纹饰从宋代以后，一直都是装饰蜡染艺术的主要题材。贵州蜡染民族工艺品中的很多纹样都可以从铜鼓上找到出处，例如鼓面中心花纹----太阳芒纹、同心圆、锯齿、云纹、雷纹、线纹、针状纹、鸟纹、鱼纹、瓜米、花瓣、树叶、万字纹、寿字纹、螺旋纹等。这些图案有的在蜡染中保持原样，但更多的时候是根据制作者不同的审美眼光和表现手法，通过不同的组合和变形形成千姿百态的造型；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蜡染图案中有更新和变异。
许多贵州蜡染工艺品中的造型已经无从考证它所代表的意义。祖辈留下来的蜡染图案，经过苗家妇女世世代代的传承，已经完全内化于她们的思想中，融入到她们的审美观念里，她们信手画来的，就是令我们赞叹惊羡的极富想象力的艺术造型，而问及她画的是什么，或为什么要这样画，她们也难以回答。要读懂这些造型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了从那简单质朴而又妙趣横生的图案中国得到艺术的启迪，我们必须重新掌握一种陌生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必须以整个身心投入另外一个远离我们时代的世界中去。 贵州蜡染民族工艺品无论从造型是还是从构图上，都体现了少数民族妇女以饱满为美、以齐全为美的审美观念。从造型上看，苗族传统蜡染工艺品中的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所表现的对象都符合形式完美的原则。如榕江、三都的一些苗族蜡染工艺品中，动物的头部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侧面看，都有双耳、双眼、双脚。有时在动物身体轮廓内添画内部结构，如动物腹内画上肠子，鱼身内画上鱼刺等。苗族妇女在创作时不会追求表现透视效果，而是要力求形体完整，即使比例失调也要使得造型显得完美而齐全。在蜡染图案造型上，她们也要求完美，如白领苗肩部的“窝采”几何纹样，外形饱满而流畅。在图案整体结构上，贵州民族妇女采用对称构图、中心式构图、分割式构图或散落式等构图形式，将各种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各种复合形、形中形造型，整个画面和谐统一、生动活泼，充满想象力。
贵州很多地区的蜡染图案具有程式化的题材加工和构图方式，无论是造型轮廓还是图案组合，基本上都是按本民族或本支系所特有的一种程式形式来完成的。从蜡染内容题材上看，无论是互变共生的丹寨蜡染花鸟鱼蝶，还是造型神秘的榕江各类鸟龙，都有其特定的传说与信仰，并具有固定的模式和形象。从构图形式来看，也反映出程式化的特色，往往根据不同的用途而有相应的构图形式，榕江蜡染和黄平蜡染甚至在点蜡时也多是依靠固有的纸样来构图。因此，不同民族、支系及地域的造型构图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丹寨的蜡染被面和床单，构图形式基本是上下或左右的对称组合，同时又具有散落式的特征。而安顺蜡染民族工艺品构图基本为中心式加多层构图，较为严谨。对比不同时代的贵州蜡染工艺可以发现，经过几代乃至几十代人千锤百炼，构图的基本规律在各地几乎是不变的，因为这种程式化的图式是劳动者集体审美意思的产物，所以具有十分强烈的传承性。
贵州蜡染工艺还充分体现了适合纹样造型的成功运用。贵州少数民族妇女善于依势造型，先安排大的布局结构，然后在不断产生出来的空白处设计新的图形，各种图形之间相互适应、相互穿插，最终将图案布满画面。她们在设计时把每一块画面都当成独立的空间，随形而设计的图形饱满而又富有创意。如丹寨苗族妇女点蜡时，先直接往布上任意绘制图形，在一个图形出现之后，于空白处画第二个图形，完成第二个图形后，又在剩余的空白处画第三个图形。每次剩余后的空白都是一些新出现的不规则的形状，给设计新形带来了难度，但也提供了想象空间。苗族妇女总能根据新出现的形状设计出新的图案，在空白处填上合适的图形。又如榕江蜡染长幡，中心图案是一条蜿蜒起伏的长龙，龙身两侧形成的弧形区域内，则随机填充一些小型图案，如卷龙、飞鸟、青蛙、游鱼等，而鸟翅、鱼身则作适当的变形或增添花叶等内容以适应需填充的区域。因此，她们不用精确计算图案所占的面积，而是随机应变，工巧天成。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创作方法使得贵州蜡染工艺品图案既生动又有序。
贵州蜡染图案在组织上十分讲究视觉秩序，将不同物象处理得多样统一、整齐均衡、满儿不乱，对每个纹样的刻画都照顾到全局效果。点、线、面的配合有致，取舍、夸张、提炼等艺术手法运用恰当，使贵州蜡染工艺品丰富多彩，清新明快，极感染力。如纳雍蜡染民族工艺品，其纹饰由多重弧线和小块面组成，动感强烈，对比分明，是线面组合美的典范。黄平革家蜡染是点线的组合为特色的，效果工整、精细。贵州少数民族妇女还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通过取舍、提炼、夸张等艺术手法对各种物象进行重新归纳和整理，创造出最具特征的艺术造型。如丹寨蜡染中鸟纹多强调肥壮的鸟身，而舍弃鸟翅的图案。榕江蜡染工艺品中常有夸张鸟眼的造型。纳雍蜡染中，极为抽象的鱼和鸟的造型则是对原有形态的整体化的概括。
贵州蜡染工艺品还表现出人化自然的愿望，少数民族妇女还通过对物象进行添加、改造、打散、重构，然后按照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把形象塑造得更理想化。她们不拘泥于对自然的模仿，也不强求图案符合客观的形式和比例，而是依据动物和花卉的各种形态，更具自己的爱好，自由发挥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提炼和概括，或进行形象的再造，从而创造出各种合体纹样。贵州蜡染工艺品中常常可见一些物象结构并重新组合而成的奇花异兽，或在物象内部添加其他元素，使其特点更明确，形象更优美，形成有趣味的形式感。如丹寨和三都蜡染中，苗族妇女将鸟鸡冠处理成花朵，鸡身变成鱼身等，这些造型虽然有违自然规律，却使得画面效果活泼有趣，天真自然。
贵州蜡染工艺品虽然通常只有蓝白二色，但是因恰当地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段，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动静相宜，摆脱了单色带来的局限性，而显示出丰富层次。这些图案经过一代代少数民族女子的传承和完善，提升了民族整体的审美水平，是她们自由创作的积淀和智慧的结晶。 贵州蜡染工艺品是一种浪漫主义艺术，采用的蜡染图案含蓄地表达了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她们期望借助使用造型中的动植物纹样，占有它们的美丽和灵气。如鸟纹的应用既是出于对它灵巧健美的形态的欣赏，也是由于羡慕它自由飞翔的能力。通过对鸟的各种形象的传神刻画，创作者的感觉、情感、愿望、要求都在这方寸之间得到了表现和传达。贵州蜡染图案还表现了创作者幻想有各种动植物的优势，神通广大而不被束缚，希望以他们的形体、能力来弥补自己不能企及之处。如人头蝴蝶、人头龙、人头虎、人头鱼等，最直接地表达了这个意识。贵州蜡染工艺品中的动植物题材的选择不仅注重外在美，还考虑它们所蕴含的美好含义，并将其与人的品性相互关联。如龙能保寨安民，蝴蝶是族群始祖，姬宇鸟美丽善良，鱼虾表示食物丰足，蛙蟾代表五谷收成，老虎威武勇猛，牛吃苦耐劳，狗、猴、猫、鼠和兔机灵活泼。至于那些动植物或与人的组合图案。如人与物结合，动物与植物结合，物与物之间相互切换，则表现了人与动植物及自然的相互往来和帮助。苗族地区因地域不同，图案的寓意也有所不同：黔东南苗族把蝴蝶纹和鸟纹比喻为原始图腾;而贵州纳雍、水城、六枝等地的苗族把蝴蝶比喻为美好的象征;织金、普定、平坝的苗族的鸟纹则是生殖生命的象征。
贵州蜡染图案是贵州民族历史文化的图式注解。在题材上多选择能代表美好事物的形象，并且都有一系列的理论作依据，如神话、史歌、传说、故事等，陈述了他们之所以选用这些题材的由来，也反映了他们的风俗和审美观念。当少数民族妇女制作蜡染时，神话传说故事的氛围早已暗示着某种心理意识，并且有着某种源自内心确定性的思维定势和价值指向。苗族蜡染图案中，有枫木、蝴蝶作为苗族始祖的传说，有姬宇鸟帮助蝴蝶孵化万物的传说，有狗为人采摘稻种的传说，有姜央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传说。正是这些神话传说丰富了苗族蜡染的内容，就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多来自于圣经题材一样，如果没有这些神话传说的滋润，贵州蜡染也将黯然失色。
在世代传承的贵州苗族蜡染图案中有很多记述苗族先民社会和历史的主题图案，如“黄河”、“长江”、“平原”、“城池”等，生动地描绘了苗族祖先的悲壮迁徙史，苗族蜡染图案因而被誉为“无字史书”。这些图案被视为本民族图解的历史展示与传承，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分离的苗族群体就是依靠这些图案来牢记他们共同的文化关联，教育后来者不忘祖先故土的。正式因此，这一代代苗家人，不仅活着的人珍视它们，去世的人也必须穿戴着有这些图案的寿服才能下葬，只有这样，死者的灵魂才能返回祖先故地。这些图案对于培养民族意识、保存民族个性起到了重要的作。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则发挥着文化符号的功用，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
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服饰图案是人们交往中首先指认的目标，服饰上的传统纹样往往具有特殊意义和强烈的族群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体现群体意识、标识族群文化、协同族群管理的作用。贵州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历史上灾难频繁，经过一次次战乱和迁徙，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依赖族群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精神。只有群体的力量，才是保存个体生存的条件，因此贵州的少数民族特别重视同祖、同宗、同支系的团结和行动的统一。同一风格款式的服装以及统一风格的纹样主题是身处这一民族文化内的人们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正如苗歌中唱到“穿衣同匹布，穿裙同样花，做活同一处，我们团结地方，我们团结村寨，我们走一条路，我们走一座桥，我们转头在一边，立足在一起。”
民族服饰图案的重要标识作用使一些民族和支系在婚姻选择、宗教信仰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只认衣冠不认人”。有的苗族支系甚至不愿与不同服饰的苗族结亲，宁愿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意外的寨子里找服饰相同的苗族通婚。正因如此，苗族妇女才能将服饰原封不动地世代相传，使蜡染等制作技艺代代相传。尽管制作工艺繁杂琐碎，尽管她们并不完全明了纹样的含义和来龙去脉，但她们依然十分投入地织、染，体现了她们对族群、支系文化的认同和尊崇。
随着民族间文化的不断交流，汉族图案也以各种方式传入贵州并未贵州民族所接受和喜爱。贵州蜡染中有很多图案是来自于汉族文化中的。比如，丹寨蜡染中有蝙蝠、石榴、鸟、云、寿字纹、万字纹等文化中的传统图案。安顺蜡染民族工艺品已经基本汉化，成熟的图案中很难再找到苗族传统文化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