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哪两项任务后,中国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10-23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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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24 20:55

红色的天际
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着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
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的。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地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象《泰唔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
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地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作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而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要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产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这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初学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 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才能达到。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24 20:53

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定下来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要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现实国情不允许这样搞。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让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并经过生产力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后，再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到1952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设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改善，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然后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年，河北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正是靠这3条驴腿，这个初级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毛泽东当时花很大工夫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早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时，通过1955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建国的时候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56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过的那样，也不像苏联实际搞的那样，进行无偿的没收和剥夺，而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这种办法可以减少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资本家，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公私合营后，政府按资产付给资本家利息。究竟付多少利息合适呢？大多数资本家都抱着“争三望四”的心态。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结果政府一律定息为5%，从1956年1月算起，定息期限为7年。1962年到期后，又决定延长到10年。这出乎多数资本家意料。对私方付年息5厘作为“赎买”代价，并安排他们工作，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创造。

从1953年到1956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24 20:51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 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至于何时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在革命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实践，党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 原因在于：一是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是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并已进行了初步改造；三是已经积累了土改后农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四是从国际环境看，资本主义国家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 这也是促使党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24 20:55

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着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
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的。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地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象《泰唔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
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地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作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而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要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产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这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初学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 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才能达到。